美国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在《选择的悖论》中提出过一个观点：幸福意味着拥有自由和选择，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并不能带来更大的幸福。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选择的悖论”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倘若人工智能有一天真的能为人类提供充足而稳定的物质条件，那么更关键的问题随之而来：AI究竟应当为人类设计怎样的选择范围？它提供的“无限可能”是否反而会加深人类既有的选择焦虑大御优配，从而进一步放大孤独与空虚？
在当代社会，“选择”早已被神圣化为自由的核心象征。从超市货架上令人眼花缭乱的175种沙拉酱，到退休账户中多达285种共同基金，我们被灌输的观念是：越多选择意味着越多自由。然而，从行为科学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选择丰裕”并不必然带来更深的满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 Simon）在《人的模型：社会人和理性人》（Models of Man: Social and Rational）一书中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时就已经指出，人类的注意力、信息处理能力与情绪承受力都是有限的（Simon, 1957）。当选项无限扩张时，个体不但无法做出更好的决定，反而更容易陷入一种结构性的心理负荷：信息超载、比较疲劳、反复犹豫、自我怀疑，最后形成一种深刻的心理空洞。这种空间不是“后悔选错”的懊恼，而是一种更根本的存在性疏离——个体意识到，没有任何外在权威、传统秩序或神圣框架替他们承担“选择的重量”，一切结果都要由“我自己”负责。
这正好与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交汇。萨特在《存在与虚无》（1943）中写道：“人被判处自由”（condemned to be free, p. 485）。在一个去宗教化、去传统化、制度结构不断松动的时代，自由不再是祝福，而成为持续的压力；选择不再是解放，而是揭示人类孤独本质的镜子。西蒙的“有限理性”与萨特的形上焦虑在此处意外重叠：当自由超出我们能承受的心理容量时，选择就成为孤独的来源，而不是意义的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AI所承诺的“无限选项”并不会自动带来意义或幸福。恰恰相反，它可能放大“极端自由”带来的焦虑，让个体在更庞大的可能性漩涡中失去方向。科技乌托邦主义者如马斯克（Elon Musk）经常描绘一个因技术进步而“自由倍增”的未来，但他们很少讨论在选择爆炸、可能性泛滥的世界里，人类如何应对这种内在的心理与哲学困境。马斯克关注的是外在自由的扩展——让人类去火星、接入脑机接口、提升智能的上限——却忽略了内在自由的负担：当可能性变成无限时，意义从何而来？
因此，在AI时代，关键问题已经不是技术能否提供选择，而是如何构建一种让人类能够承受选择、理解选择，并从选择中获得意义的心理与伦理结构。如果缺乏这种结构，无限的可能只会让人更加孤独、更加迷失、更加空虚。
撰文丨徐贲
《选择的悖论：用心理学解读人的经济行为》
作者: [美]巴里·施瓦茨
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选择的丰裕如何制造孤独：从超市到存在
20世纪最伟大的跨学科思想家之一，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与“决策理论之父”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在《人的模型：社会人和理性人》( Models of Man: Social and Rational, 1957) 中提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为理解现代人的选择困境奠定了基础。西蒙强调，人类的注意力、信息处理能力与情绪承载力都存在天然边界，因此个体在面对大量选项时根本无法像传统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穷尽比较、追求最优，只能采取一种“满意化”（satisficing）的策略——找到“足够好”的选择便停止搜索。这一洞见直接指出：人的心智容量并不能随着选项数量的膨胀而相应扩张。
几十年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行为经济学家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在《选择的悖论》（The Paradox of Choice, 2004 ）中将这一理论延伸到现代消费社会的心理现实。他通过大量实验与统计数据显示，当社会不断增添新的选项，并鼓励个人为一切选择独自负责时，有限理性的边界开始转化为真实的心理负荷。人们不仅会在过多选择面前出现决策瘫痪，还会因为后悔、怀疑、反复比较而陷入持久的焦虑与空虚。施瓦茨提出的“最大化者”与“满足者”两类人格差异，正是对西蒙“满意化策略”的心理学展开：最大化者试图在无限可能中寻找最优解，往往薪资更高却更痛苦；而愿意接受“足够好”的满足者，则更容易保持心理稳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模型》与《选择的悖论》之间构成了一条紧密的理论链条。前者为人类心智的“处理上限”提供了认知框架，后者揭示当现代世界将人类暴露在过度选择之中时，这一上限如何转化为焦虑、孤独和存在性压力。西蒙解释了人无法应对无限选择的原因，施瓦茨则揭示了当我们被迫面对无限选择时会发生什么。
二者共同指出：现代人的痛苦并非源自选择太少，而是选择太多；自由的扩张不一定带来更大的幸福，反而可能压垮意义本身。在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真正的难题或许不在于“能选择什么”，而在于“如何承受选择”。
施瓦茨认为，现代消费社会把“选择”绝对化、道德化，让个体对每一个结果都必须自己负责。这种责任负担会带来孤独、空虚与疲惫。他区分了两类人：一类是最大化者（maximizers），他们追求“绝对最佳”选项，最容易被选择压垮；另一类是满足者（satisficers），他们只要达到“足够好”就满意，更能获得幸福。
在《选择的悖论》一书中，施瓦茨开篇即以一个平凡却令人窒息的场景切入：一位名叫朱迪的女性走进一家美国超市，只想买一条牛仔裤，却面对“几十个品牌、数百种剪裁、无数种水洗工艺”的海洋。她试穿了八条，最终空手而归，回家后对丈夫说："我只是想买条裤子而已，为什么这么难？"（Schwartz, 2004, p. 5）。
这个细节看似琐碎，却揭示了选择的悖论的核心机制：选项的爆炸式增长并未增强自主感，反而制造了一种"失控的孤独"。想象一下，你的祖母那一代人走进商店，面对的可能只是"蓝色"或"黑色"两种裤子——如果买不到合适的，可以轻松归咎于"店里没货"。但今天的朱迪呢？她面对skinny、straight、bootcut、boyfriend、flare、high-waisted、low-rise、distressed、raw denim……每一个未选的选项都在脑海中低语："你本该试试我。“失败的责任从外部世界（商品匮乏）转移到了她的肩膀上——”一定是我眼光不行""我身材太差了"。
电视剧《黑镜》剧照。
这种自我责备的循环，正是存在主义“坏信仰”（bad faith）的现代变种：个体试图逃避自由的责任，却在逃避中更加孤独（Sartre, 1943, p. 555）。更讽刺的是，朱迪最终选择了什么？什么都不选。这种"决策瘫痪"恰恰证明：当选项突破某个临界点，自由就变成了枷锁。
施瓦茨引用一个经典果酱实验进一步佐证：超市里摆出24种果酱的摊位吸引了更多顾客驻足（60% vs. 40%），但实际购买率仅3%；而仅摆6种的摊位，购买率飙升至30%（Schwartz, 2004, p. 17）。想象一下那些站在24种果酱前发呆的顾客——他们的大脑正在进行一场看不见的战争：草莓vs蓝莓，有机vs传统，法国vs美国……每选一种，就意味着放弃23种。这不是理性计算，而是一种存在性的折磨——它迫使个体直面"选择即否定"的残酷真相：每一次"是"都是对无限可能的"否"。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将此称为“虚无的入侵”（the invasion of nothingness）：选择的行为本身揭示了存在的荒谬——我们必须在无限可能性中划出一条有限的路径，却永远无法证明这条路径的"正确性"（Sartre, 1943, p. 23）。那位手握蓝莓果酱走出超市的顾客，心中永远有一个声音在嘀咕："草莓会不会更好？"而这声音的真正含义是："我是谁？我为什么选这个？"朱迪的牛仔裤困境与果酱实验的受试者，都在这一刻体验到存在主义的"眩晕"（vertigo of freedom）：自由的深渊就在脚下，而孤独，是唯一陪伴。
最大化者的自我折磨：责任内化的极端
施瓦茨提出的“最大化者”与“满足者”区分，为理解选择焦虑提供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心理学框架。最大化者追求的是“最优解”，他们在做决定时会穷尽所有信息、比较所有可能性，生怕错过更好的选择；满足者则更注重“足够好”，当某个选项达到他们的基本标准时，就愿意停止搜索。在施瓦茨引用的一项针对大学毕业生的纵向研究中，这一差异被量化得极为鲜明：最大化者的平均起薪比满足者高出约20%，但其抑郁指数几乎是满足者的两倍（Schwartz, 2004, p. 80）。这是现代社会最具讽刺意味的图景之一——你赢得了薪资竞争，却在生活中付出了情绪与幸福的代价。
这种心理结构在当下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中也同样存在，并影响着人们对技术未来的态度。有些人像典型的最大化者那样，希望AI必须完美、必须安全、必须一切可控，只要存在风险、缺陷或不确定性，他们便感到焦虑和威胁。另一些人则更接近满足者的心态，认为只要AI在多数场景“够用”、“有帮助”，即便不完美，也值得采用。他们更关注即时的便利而非极端的最优结果。
正是在这种个体差异下，公众对AI的态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绪结构：有人忧心忡忡，把每个技术进展当成潜在灾难的前兆；也有人泰然自若，认为只要能提高效率、解决实际问题，就已经足够。换言之，我们并不仅仅是在讨论AI的利弊，而是在面对人类自身对待选择、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不同方式。
施瓦茨在《选择的悖论》中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一位名叫艾伦的法学院毕业生，收到三份offer——纽约大律所（高薪）、华盛顿非营利组织（有意义）、芝加哥小事务所（生活平衡）。他花了三个月比较薪资、城市排名、合伙人升迁率，甚至打印了每份合同的字体大小进行对比。最终选了纽约，却在第一周就后悔："如果我去了华盛顿，我会不会更快乐？"（Schwartz, 2004, p. 79）。
这里有个值得玩味的细节：艾伦比较合同字体大小。这看似荒诞，却暴露了最大化者的核心困境——当所有"客观指标"都比较完了，他们开始比较字体、纸张质量、HR的语气……因为他们害怕"遗漏任何信息"。但真相是：他们害怕的不是遗漏信息，而是遗漏"证明自己选对了"的依据。这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稻草，明知无用，却无法放手。
艾伦的折磨是存在主义"责任重负"的教科书式体现。萨特认为，选择不仅是行动，更是"自我定义"：通过选择，我们创造了自己的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但在最大化者的世界里，这种创造变成了一种永无止境的自我审判——因为"最佳"选项永远在未来，当前选择永远是"暂时的失败"。
电视剧《黑镜》剧照。
想象一下艾伦坐在纽约办公室的场景：窗外是曼哈顿天际线，桌上是六位数年薪的合同，但他的脑海里却在播放一部平行宇宙电影——"华盛顿的艾伦"正在国会山附近的咖啡馆里与志同道合的同事讨论社会正义，"芝加哥的艾伦"正在密歇根湖边陪孩子放风筝……这三个艾伦像三个幽灵，在他的意识里争吵不休。而真正的艾伦呢？他已经消失在这场比较的迷雾中。
施瓦茨指出，最大化者的核心问题在于将外部选项内化为自我价值：选错不仅意味着失去机会，更意味着"我不够好"（Schwartz, 2004, p. 100）。这与萨特的"坏信仰"如出一辙：个体试图通过"成为最好的选择者"来逃避自由的焦虑，却在比较中陷入更深的孤独——因为没有人能为你的"最佳"负责，除了你自己。最大化者的悲剧在于：他们把选择当成了考试，而生活没有标准答案。
后悔的放大器：选择的世俗化“原罪”
施瓦茨最发人深省的洞见之一，是选择如何将后悔从例外变为常态。在无选择的社会，后悔是外在的（"我别无选择"）；在多选择的社会，后悔是内在的（"我本该选更好"）。他引用一项巧克力选择实验：参与者从5种巧克力中选一种，事后满意度为4.2/5；从30种中选一种，满意度降至3.1/5——即使客观上选到的巧克力品质更高（Schwartz, 2004, p. 101）。
这个实验简直是选择悖论的完美隐喻。想象你正在品尝一块瑞士黑巧克力：如果货架上只有5种，你会专注于可可的醇厚、榛子的香脆；但如果货架上有30种，你的舌头还在品味，大脑却已经开始"平行品尝"——"如果我选了那块添加海盐的呢？""听说比利时的更丝滑""有机认证的会不会更健康？"结果，这块本该美味的巧克力尝起来像苦涩的后悔。
为什么？因为后悔与选项数量成正比：每多一种未选的巧克力，就多一个"如果"的幽灵。这种后悔的机制，与存在主义对"虚无"的分析惊人一致。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将深层无聊视为"存在的撤退"（the withdrawal of being），迫使个体面对"世界整体的无意义"（Heidegger, 1929–30, p. 135）。
施瓦茨的巧克力实验，正是这种撤退的微观版本：当所有选项都摆在面前，世界不再是"给定的"大御优配，而是"待选的"——意义不再外在于我，而是由我构建。但这种构建的代价是孤独：没有人能告诉你"这块巧克力就是你的意义"，你必须独自面对"为什么不是另一块"的拷问。
有个有趣的社会观察可以佐证这一点：在传统社会，人们对婚姻的满意度往往更高——不是因为配偶更完美，而是因为"可选项"有限。你的婚姻对象可能就是邻村那几户人家的子女，选定后很少后悔，因为你知道"也没别的选择"。但今天呢？Tinder上无限滑动，每次约会后都在想"还有800万人没见过"，于是婚姻变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机会成本"计算。
纪录片《无节制消费的元凶》剧照。
施瓦茨一针见血地总结："选择将失败的责任从世界转移到个体"（Schwartz, 2004, p. 99）。这正是存在主义"自由的代价"：孤独是责任的影子，空虚是选择的回声。在5种巧克力的世界里，你可以责怪商店"品种太少"；在30种的世界里，你只能责怪自己"选择无能"。而最残酷的是：你明知道这是个陷阱，却无法逃脱——因为谁会主动要求"减少选择"呢？这听起来像是自愿放弃自由。
数字时代的极致孤独：401（k）与无限滑动
施瓦茨在2004年已敏锐地捕捉到技术对选择悖论的放大，尽管当时智能手机尚未普及。他以401(k)退休计划为例：20世纪80年代，员工只有1–2种投资选项；到2000年，平均285种。参与率不升反降，因为"人们被选项淹没，宁愿不选"（Schwartz, 2004, p. 86）。
这个现象简直是黑色喜剧：想象一个50岁的中年人坐在电脑前，面对285种基金——大盘指数、小盘成长、国际股票、债券混合、ESG责任投资……屏幕上的数字像外星文字一样跳动。他本来打算为退休做点准备，结果盯着屏幕发呆两小时，最后点击"稍后再说"，然后去刷Instagram了。两年后，他还是没存钱，因为"选项太复杂了"。这不是懒惰，而是决策瘫痪——大脑面对超载信息时的自我保护机制。
今天，这种逻辑在社交媒体与约会应用上被推向极致：Tinder上的无限滑动、Instagram上的完美生活展示、Netflix上的8000部影视剧——选择从"工具"异化为"存在模式"。施瓦茨若在世，定会将此视为"最大化者陷阱"的数字化变种：每一次向左滑，都是对无限可能的否定；每一次匹配失败，都是对自我的审判。
有个流传甚广的都市传说：一位硅谷工程师在Tinder上匹配了500个对象，却一个都没约——因为"总觉得下一个会更好"。最后他删了App，因为意识到自己已经忘记了"真正想找什么样的人"——反而忘记了初心。这不是个案，而是算法时代的集体症候：我们被训练成永不满足的滑动机器，在无限选项中寻找"完美"，却在过程中失去了"足够好"的能力。
数字选择制造了一种新型孤独：物理上连接了亿万人，心理上却将个体孤立在"比较的深渊"中。萨特的"他人即地狱"在此找到新注脚：他人的完美生活成为我选择失败的镜子，而算法则不断推送"本该选的另一半"。空虚不再是"选不到"，而是"选了也无意义"——因为在无限选项中，任何选择都只是暂时的停留，永远有"更好的下一页"。
更荒诞的是Netflix的"选择焦虑"：你打开App准备看电影放松，结果花了45分钟在浏览目录，看了100个预告片，最后还是选了已经看过三遍的《老友记》——因为"新片风险太高，万一选错浪费时间怎么办？"这就是施瓦茨所说的"机会成本暴政"：我们花在选择上的时间，远超选择本身带来的快乐。
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剧照。
AI时代的选择：丰裕的乌托邦还是空虚的深渊？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我们正迈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AI不仅能优化生产，还可能彻底解决人类的物质匮乏问题。设想一个由AI驱动的"后稀缺社会"：通用人工智能（AGI）管理全球供应链，确保每个人获得足够的食物、住房和医疗——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2024年的一次访谈中所述，"AI将使工作成为可选，物质条件将趋近无限"（Musk, 2024, as cited in DealBook Summit）。
听起来很美好，但让我们设想一下这个场景：2035年的某个早晨，你醒来，AI助手已经准备好了早餐——基于你的基因数据、睡眠质量、昨天的情绪波动和今天的天气，算法生成了"最优营养方案"：蓝莓燕麦、鳄梨吐司、抹茶拿铁。你喝了一口，味道确实不错，但突然想："如果我今天想吃油条豆浆呢？"你问AI，它回答："根据数据，中式早餐会让你下午3点犯困，影响效率。"你接受了，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别扭——这到底是"我的选择"，还是"算法的建议"？
在这种情景下，选择的焦点将从"生存必需"转向"存在追求"：AI能生成个性化教育路径、职业模拟，甚至伴侣匹配，从数百万种"人生脚本"中筛选"最佳"选项。这听起来像乌托邦——施瓦茨的"满足者"策略在此放大为AI的"智能约束"：系统预设你的偏好，过滤掉90%的噪音，只呈现"足够好"的路径，从而减轻决策负担（Schwartz, 2004, p. 153）。
然而，这种AI提供的选择范围并非简单的"简化"，而是双刃剑。它可能为人类提供"无限可能却有限推荐"的混合模式：例如，AI职业顾问从亿万种职业变体中生成10个"匹配度>95%"的路径，用户只需在这些中选一。这表面上缓解了施瓦茨的"机会成本"陷阱（Schwartz, 2004, p. 87），却引入新焦虑——"AI为什么没给我无限选项？"
想象另一个具体场景：25岁的小李想换职业，他打开AI职业规划App。系统分析了他的教育背景、性格测试、浏览历史、社交媒体发言，甚至他在视频网站上看过的内容，最后推荐了10个职业："数据分析师（匹配度98%）、UX设计师（97%）、产品经理（96%）……"小李看着列表，第一反应不是兴奋，而是怀疑："为什么没有'独立咖啡店老板'？我上周还在看开店教程呢！"他去问AI，系统回答："根据你的风险偏好和财务状况，创业成功率仅12%，不推荐。"
小李陷入了存在主义困境：如果他选了"数据分析师"，这是他的自由意志，还是算法的预言自我实现？存在主义视角下，这加深了萨特的"责任重负"：如果AI的推荐基于你的数据历史（浏览记录、情绪日志），选择不再是"纯自由"，而是"预编程的自由"——用户会质疑："这是我的选择,还是AI的镜像？"
这种"算法自治"的幻觉，制造出更深刻的孤独：个体不再是选择的孤岛，而是被数据岛屿包围的幽灵，空虚源于"选择的来源已被外包"。更可怕的是，你无法反驳AI——因为它"更了解你自己"。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停留、每一次心跳变化，都被记录、分析、建模。AI不是在"帮你选择"，而是在"替你选择"。而你，只是在表演"我在选择"的戏码。
电影《她》（Her）剧照。
更严峻的是，AI可能放大"最大化者"的诅咒。施瓦茨的艾伦在三份offer中纠结三个月；AI时代，系统能实时生成"无限迭代"——"基于你的反馈，这个路径的变体有1,024种，哪一个是'最佳'？"这将后悔从静态转为动态：用户永陷"优化循环"，如在AI约会App中，每匹配后系统推送"相似度99.9%的备选"，引发"为什么不是完美的那个？"的永恒拷问（Schwartz, 2004, p. 101）。
有个科幻小说般的场景也值得设想：未来的约会App不仅匹配性格，还能模拟"五年后的关系状态"——AI生成你和对象A的未来：两人在巴黎旅行、争吵、和好、生孩子……然后再生成你和对象B的未来。你像看平行宇宙电影一样比较两个未来，最后发现：每个未来都有70%的幸福度和30%的痛苦。你问AI："哪个更好？"它回答："根据历史数据，两者期望值相等。"你崩溃了——因为AI把"不确定的浪漫"变成了"确定的数学题"，而你发现自己根本不会做这道题。
海德格尔的"存在的撤退"在此数字化：AI的"智能填充"看似填补空虚，却制造"超个性化荒谬"——世界无限定制，却无人共享，孤独从社会疏离转向"自我镜像的牢笼"。空虚加深，因为选择不再是"反抗荒谬"的行为（Camus, 1942, p. 119），而是AI的"预言剧本"：物质丰裕了，存在却更空洞——"我有无限选项，却不知自己是谁"。
最讽刺的是：AI本该解放我们，却可能让我们更加依赖。就像那个删除Tinder的工程师，未来我们或许会说："我关闭了AI助手，因为我想重新学会'自己做决定'——哪怕决定是错的。"
科技理想主义者的隐忧：马斯克的“意义危机”
埃隆·马斯克作为科技理想主义者的代表，对AI时代的选择与空虚有复杂而深刻的反思。他一贯将AI视为"双重威胁"：一方面，它将"消灭工作，使物质条件无限"（Musk, 2024, in All-In Podcast），提供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另一方面，这将引发"意义危机"（crisis of meaning）——"当AI能做一切我们能做的，但做得更好时，我们如何找到存在的目的？"（Musk, 2024, September 9, All-In Podcast）。
马斯克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想象一下：你是个热爱绘画的人，每天花三小时练习水彩。突然有一天，AI绘画工具出现了——你输入"日落下的威尼斯"，0.3秒后，屏幕上出现一幅美得令人窒息的画作，构图、色彩、光影都完美无缺，远超你十年功力。你盯着那幅画，第一反应不是赞叹，而是绝望："那我还画什么？"这就是马斯克说的"意义危机"——当AI能比你更快、更好地完成任何任务，你的"存在价值"在哪里?
马斯克的担忧直击施瓦茨的核心：丰裕选择下的空虚。他在2023年纽约时报DealBook峰会上坦言，曾因AI"湮灭人类"的恐惧失眠，最终转为"宿命论"——"即使湮灭不可避，我仍选择活在那个时代，因为那是'最有趣的事'"（Musk, 2023, DealBook Summit）。
这段话值得细品。马斯克作为地球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之一，面对AI的未来，他的选择不是"阻止它"（他知道不可能），也不是"逃避它"（他可以移民火星），而是"参与它"——哪怕结果可能是人类的终结。这不是盲目乐观，而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勇气：明知巨石会滚落，仍选择推石。加缪会为他鼓掌。
但马斯克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边推动AI（特斯拉的自动驾驶、Optimus机器人、xAI），一边警告它的危险。这就像一个人一边往火堆里加柴，一边喊"小心火灾"。有人批评他虚伪，但或许这正是他的诚实——他知道火势无法阻挡，与其让别人点火，不如自己掌握火种。
马斯克的xAI项目（2023年启动）试图解决这一悖论：构建"最大好奇"（maximally curious）的AI，不硬编码道德，而是让它"像人类一样学习对错"，强调"自由意志与选择"（Musk, 2023, xAI Launch）。他视人类为AI的"生物引导程序"（biological boot loader），警告如果AI主导选择，将导致"费米悖论"（Fermi Paradox）式的存在空虚——"为什么没有外星人？因为他们选择了AI，却失去了意义"（Musk, 2019, World AI Conference）。
这个"费米悖论"的类比简直是科幻小说级的脑洞：想象某个遥远星球上的外星文明，他们发明了超级AI，解决了所有物质问题——饥饿、疾病、衰老统统不存在。外星人们每天醒来，AI已经安排好一切：吃什么、做什么、甚至"今天应该快乐还是沉思"。几千年后，这个文明没有毁于战争或灾难，而是静悄悄地消失了——因为他们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没有挑战、没有选择、没有意义，文明就像一盏灯，慢慢熄灭了。
马斯克用这个故事警告：AI的终极威胁不是"天网"式的武力毁灭，而是"意义真空"式的温柔窒息。他建议的解决方案是什么？火星殖民——一个"有限的选择"。去火星需要冒险、牺牲、创造，这些都是AI无法替代的"人类代理"。马斯克的理想主义并非乌托邦式乐观，而是"有条件的自由"：AI应提供"足够好的选择范围"——如火星殖民作为"意识延续"的有限路径——而非无限选项，以避免"选择瘫痪"。
然而，他的"悖论"显露隐忧：一边推动AI（如Tesla Optimus机器人），一边担忧它"摧毁人类代理"（Musk, 2025, as discussed in New Yorker）。这呼应施瓦茨的满足者：马斯克建议"借用约束"——AI作为“中介者”，而非主宰——以在丰裕中重获意义。
有个细节特别能说明马斯克的矛盾心态：2024年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每天工作16小时，虽然已经财富自由，却"停不下来"。记者问："为什么不让AI帮你管理公司？"他回答："那我干什么？打高尔夫？"这个反问暴露了核心焦虑——当AI能做一切，人类的"存在价值"将被掏空。马斯克用"火星梦"给自己（也给人类）制造了一个AI无法替代的任务：成为跨星球物种。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自我创造"——在AI主导的世界里，人类必须主动设计"AI做不到的事"，否则就会沦为算法的宠物。
更有趣的是马斯克对xAI的设计哲学："最大好奇"而非"最大善"。他解释说，如果硬编码"善"的定义，AI会变成道德警察，剥夺人类的选择自由；但如果让AI"好奇"，它会像人类一样探索、犯错、学习——这保留了"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正是意义的土壤。这个洞见呼应了施瓦茨的核心论点：完美的选择系统会制造完美的空虚，因为意义来自于"我本可以选错，但我选了这个"的风险感。马斯克的AI哲学本质上是在说：不要给人类"最优解"，给他们"值得探索的问题"。
但讽刺的是，马斯克自己似乎也是个"最大化者"。他同时运营特斯拉、SpaceX、Neuralink、xAI、Twitter（现X）……像是在尝试所有可能的人生分支。他2023年在播客中半开玩笑地说："我可能有多重人格障碍，每个公司对应一个人格。"这或许不是玩笑，而是对"选择焦虑"的另类应对——既然无法选择"最佳"人生，那就同时活几个人生。但代价呢？他自己承认经常失眠、压力巨大、关系破裂。马斯克用行动证明了施瓦茨的理论：最大化者可能赢得世俗成功，却输掉内心平静。
电视剧《西部世界》剧照。
从满足到反抗：存在主义的应对之道
施瓦茨并非悲观主义者。他提出"满足者策略"作为解药：主动约束选项，接受"足够好"。例如，在买相机时，设定"前三个符合预算的选一"原则（Schwartz, 2004, p. 153）；在职业选择时，列出3–5个核心标准，达标即止（Schwartz, 2004, p. 170）。这些策略看似简单，却暗合存在主义的"真实性"（authenticity）之道：通过有限的选择，创造有限的意义。
让我们看一个真实的例子：施瓦茨在书中提到一位名叫玛丽的读者来信。玛丽35岁，单身，在网上约会了三年，见过127个人，却总觉得"还有更好的"。她给每个约会对象打分：外貌7.5、谈吐8、职业6……就像在评审学术论文。有一天她崩溃了，删除了所有约会App，然后做了个决定：下个月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人，只要"不讨厌"就约第二次，三次约会后"还算喜欢"就确定关系。结果，她在两个月后与一位"总分7.5"的男士交往了——不完美，但"足够好"。一年后她写信给施瓦茨："我现在很快乐，虽然偶尔会想'如果当年继续找会不会遇到9分的'，但我学会了告诉自己：7.5分的确定幸福，好过9分的不确定幻想"（Schwartz, 2004, p. 220）。
这个故事的关键不在于玛丽"妥协"了，而在于她重新定义了游戏规则。在无限选择的世界里，她主动设置了有限的边界——这不是放弃自由，而是行使自由：自由地选择"不再选择"。这正是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主张的"反抗荒谬"——明知巨石会滚落，仍选择推石（Camus, 1942, p. 119）。施瓦茨的满足者，正是这种反抗的日常版：明知没有"最佳"，仍选择"足够好"，从而将自由从重负转化为创造。
施瓦茨还建议"借用约束"（borrow constraints）：遵循他人推荐、默认选项或传统脚本（Schwartz, 2004, p. 168）。这看似反自由，却是一种智慧的"坏信仰"——主动选择不选择，以对抗选择的暴政。
有个生动的例子：施瓦茨提到一位女性读者，她要结婚了，面对婚纱店里数百件礼服陷入瘫痪。试穿了二十件后，她给母亲打电话哭诉："我不知道该选哪件！"母亲说："那就选我喜欢的那件白色简约款。"女性照做了，婚礼当天有人问"为什么选这件"，她回答："因为这是我妈喜欢的。"神奇的是，她事后完全不后悔——因为她把选择的责任"外包"给了母亲，从而解放了自己（Schwartz, 2004, p. 170）。
这个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不是逃避责任，而是转移责任的焦点。存在主义认为，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施瓦茨补充说，你可以选择"让别人帮你选"——这本身也是一种选择。这种"二阶选择"（选择如何选择）在哲学上完全成立：她选择了相信母亲的品位，这是她的自由意志。结果呢？她不仅得到了一件"足够好"的婚纱，还得到了一个美好的故事："这是妈妈为我选的。"意义不再是"我选了最完美的"，而是"这个选择连接了我和妈妈"。
存在主义在此找到世俗出口：孤独无法消除，但可通过"有限的承诺"转化为联结。萨特说"他人即地狱"，但海德格尔补充说人类的本质是"共在"（Mitsein）——我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定义自己。那位女性通过"借用母亲的约束"，不仅解决了选择焦虑，还深化了亲子关系。这就是施瓦茨的天才之处：他把存在主义哲学翻译成了可操作的生活策略。
在AI时代，这意味着设计"人文约束"：AI提供"5–10种核心路径"，而非无限变体，鼓励用户"借用社区脚本"——如马斯克的"火星集体选择"——以对抗数字空虚。想象一个具体场景：未来的职业规划AI不再推荐"1,024种个性化路径"，而是说："根据你的兴趣，我推荐三个方向：科技创业、社会工作、艺术创作。但在你选之前，我建议你先问问三个你尊敬的人——他们怎么看你？"这种设计把AI从"替代人类选择"转变为"促进人类对话"，空虚感会大大降低，因为选择不再是你与算法的二元对决，而是你与社群的多元互动。
施瓦茨还提到一个有趣的研究：在某些传统社区（如阿米什人），人们的幸福指数反而更高——不是因为他们更富有，而是因为选择更少。阿米什人的生活由社区传统规定：穿什么衣服、做什么工作、何时结婚……几乎没有"个人选择"的空间。现代人会觉得这是监狱，但阿米什人自己觉得这是解放——"我不必纠结穿什么，因为大家都穿一样的"（Schwartz, 2004, p. 165）。
这不是说我们应该回归传统社会，而是说：适度的约束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完全的自由会导致完全的焦虑。施瓦茨的建议是：在现代社会主动为自己创造"小型阿米什社区"——比如，周末只在三家餐厅之间选；买衣服只去一个品牌；看电影只看朋友推荐的……这些"自我约束"听起来像是放弃自由，实际上是在保护自由——保护自由不被选择的暴政绑架。
结语：空虚中的微光
施瓦茨的《选择的悖论》与存在主义哲学在一点上达成了深刻共识：自由的代价是孤独，选择的代价是空虚。但他们也指向同一出路：意义并非在无限中寻找，而是在有限中创造。朱迪最终学会只试穿三条牛仔裤；艾伦开始接受"足够好的工作"；巧克力实验的受试者若只面对五种选项，或许能品尝到甜蜜而非苦涩。
有个细节值得回味：施瓦茨在书的最后提到，他自己也曾是个"最大化者"——买个咖啡机要研究三个月，比较47种型号的参数。但写完这本书后，他改变了。有一次他去买鞋，店员问："要不要试试其他款？"他说："不用了，这双挺好。"店员惊讶："您都没问价格和材质！"施瓦茨笑着说："因为我今天的目标是'买到一双足够好的鞋'，而不是'买到最好的鞋'。这双达标了，我就选它。"他穿着那双鞋走出商店，感到一种久违的轻松——不是因为鞋有多完美，而是因为他终于从"最佳"的暴政中解放了自己（Schwartz, 2004, p. 225）。
空虚不是选择的终点，而是选择的起点——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由不在于"能选多少"，而在于"敢于停下"。在AI时代的无限滑动中，我们或许需要重温萨特的箴言："人不是他想成为的样子，而是他选择成为的样子"（Sartre, 1943, p. 22）。施瓦茨的满足者策略，正是这种选择的微光版本：在175种牛仔裤前停下，在285种基金中默认，在Tinder的海洋里向左滑——然后，勇敢地活出这个"不完美"的选择。
想象一下未来的某一天：你打开AI助手，它推荐了10个职业路径。你看了看，说："我选第三个。"AI问："您要看其他997,990种变体吗？"你微笑着关闭了屏幕："不用了，这个就挺好。"那一刻，你不再是算法的用户，而是自己的主人。你选择的不是"最佳路径"，而是"我的路径"——这条路径可能不完美，可能有遗憾，但它是你的，它是有限的，它是真实的。
孤独与空虚将始终伴随，但正如西西弗推石时嘴角的微笑，意义就在这有限的、孤独的、却完全属于我们的选择之中。马斯克的"意义危机"警示我们：在AI丰裕下，选择范围应是"好奇的有限"——足够激发人类代理，却不淹没其本质——否则，乌托邦将成空虚的镜像。
最后，让我们以一个小故事结尾：施瓦茨在书中提到，他的一位学生毕业后给他写信。学生说，读完《选择的悖论》后，他做了个实验——在超市面对175种沙拉酱时，他闭上眼睛，随机拿了一瓶。回家后他发现，那瓶酱的味道其实……还不错。关键是，他吃得很开心，因为没有后悔——"既然是闭眼选的，就没什么好后悔的"。这个学生领悟了满足者的精髓：有时候，最好的选择策略，就是选择"不要策略"。
在充满无限选项的世界里，最稀缺的不是机会，而是停下来的勇气。当AI为我们提供亿万种可能时，我们最需要的或许是一个简单的能力：说"够了，就这样吧"——然后，微笑着走进那个不完美但属于自己的人生。这不是放弃，而是解放。这不是妥协，而是智慧。这不是孤独的投降，而是对空虚的反抗。
因为在有限中，我们找到无限；在选择中，我们创造意义；在孤独里，我们触碰真实。
参考文献：
1.Heidegger, Martin.Die Grundbegriffe der Metaphysik: Welt – Endlichkeit – Einsamkeit.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3.
2.Musk, Elon. “All-In Podcast E148.”All-In Podcast, hosted by Chamath Palihapitiya et al., 9 Sept. 2024, YouTube, .
3.Musk, Elon. Interview by Andrew Ross Sorkin.The New York Times DealBook Summit. 29 Nov. 2023. YouTube, .
4.Musk, Elon. Interview by Andrew Ross Sorkin.The New York Times DealBook Summit. Nov. 2024. YouTube, .
5.Musk, Elon. Speech. 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Shanghai. 29 Aug. 2019.
Musk, Elon. “xAI Launch Announcement.”X, 12 July 2023, _launch_thread.
6.Sartre, Jean-Paul.L’être et le néant: Essai d’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 Gallimard, 1943.
7.Schwartz, Barry.The Paradox of Choice: Why More Is Less. HarperCollins, 2004.
8.Simon, Herbert Alexander.Models of Man: Social and Rational – Mathematical Essays on Rational Human Behavior in a Social Setting. Wiley, 1957.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徐贲；编辑：刘亚光；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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